吴子牛：当年一度曾想退学

吴子牛偏爱战争、流放、历险题材作品，探索人在生与死、血与火、绝望和磨难的困境中灵魂的挣扎。 78班导演系毕业的一个个相熟的名字里，吴子牛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名字。在倪震的《北京电影学院故事》一书里曾对吴子牛作此描写，“吴子牛目睹了一个少年红卫兵在黑夜的高楼上，想用强力探照灯照耀对立派阵地而被横飞的乱弹击中的惨状。这个红卫兵失血过多的苍白的脸，永远留在了他的眼前。”倪震写这次1976年夏天的乐山武斗，“给吴子牛心灵造成了一个大打击。”或许是少年时代这一抹鲜血的印记太过深刻，所以吴子牛此后的创作都和战争、鲜血无法分开，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喋血黑谷》、《南京大屠杀》、《国歌》等等，永远都是在表现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惨痛命运。 “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电影我全看了很多遍” 新京报：你是如何进入电影学院的？ 吴子牛：粉碎“四人帮”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次文艺复兴。从1971年到1977年，文艺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萧条，反而很热。那时有很多人都学绘画、小提琴。我在地方话剧团工作了一段时间，排演了几个戏，回城后自然就想考中戏、电影学院。我那时交往的朋友也大多如此，他们大多喜欢音乐，有很多上了音乐学院.我是从四川到西安考区参加的电影学院招生考试，初试是编小品，或给一东西结构一个故事，比如一把手枪，一张白纸。复试是放一部电影，然后两个小时，写个评论。考的主要是基本素质，我很顺利就考取了。 新京报：在进入电影学院之前，你对电影有多少了解？ 吴子牛：对电影没有很深的了解，但和许多同学一样看了很多电影。我住的旁边就是一个影剧院，可以免费看电影。我总坐在银幕的背面，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电影我全看了很多遍，对里面的台词都能倒背如流。 “上了两个月的课觉得很失望，甚至一度想退学” 新京报：刚进入电影学院有什么感受，导演系的课程当时是如何安排的？ 吴子牛：电影学院当时使用的还是莫斯科电影大学的教材，以苏式课程为主。当时，最大的收获是能看到不少外面根本见不到的教学参考片，比如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片子，这些片子对我们的冲击最大。 新京报：当时你最喜欢的导演是哪几个？ 吴子牛：包括费里尼、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特吕弗等。 新京报：一方面这是你的喜好和价值取向，而另一方面，电影学院却仍采用几十年前的教学方式，你有什么感受？ 吴子牛：只上了两个月的课，我就觉得很失望。甚至一度萌生了退学的念头。 后来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仔细想了两天，我从四川来到北京是为了什么？后来我还是决定留下来了。主要是觉得这是一个四年的完整时间，这是最宝贵的。至于如何利用，能否利用得好，那是自己的问题。而且，电影学院最大的优点是相当自由。由于我们这一届有很多年龄很大学生，思想比较定型了，非常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就派出代表与学校交涉，改变教学方法。哲学课就是在大家的要求下改革的。还有，这四年，我一直没上过体育课，因为我身体非常好，体育课时，我就上图书馆看书，抄《圣经》。我之所以抄《圣经》是因为感觉西方的文化都是以之作为起点的。另外，我们与大多数老师之间的关系也都很融洽，其实在电影学院的这四年，是老师与我们共同学习的四年。 新京报：从你们这一届开始，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等思潮开始深深影响到中国电影，在电影学院时，这种氛围强烈吗？ 吴子牛：比较强烈。当时，我们大多抵触好莱坞，崇尚欧洲电影。我当时觉得好莱坞从技术上是一流的，但是没有任何思想和灵魂。而且，拍这样的电影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可能。而欧洲电影则比较接近我们那时的精神状态。其实，对我而言，这一点至今也没变。 新京报：你在大三的实习作品是什么？ 吴子牛：大三我参加北青和峨眉联合拍摄的一部片子，这是一部伤痕电影，主演是张纪中。 新京报：你为什么不自己拍摄一部影片呢？像《小院》那样。 吴子牛：我当然希望自己拍了。但没有这种条件，当时学校只有一台摄影机，大多数人都像我这样下到制片厂实习。 新京报：毕业作业也是到制片厂做的吗？ 吴子牛：对，其实这也是一种锻炼。当时我就在做副导演的活儿了。 “我们是第一批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中国导演” 新京报：谈谈毕业分配好吗？ 吴子牛：毕业时，很多人都想留北京。我则直接要求去外地。当时潇湘缺人，我就去了那里。同时分去的有18个人，最终去了13个。当时，厂里急着要上戏，我很快写了个剧本，给厂领导读了四个小时。领导觉得不错，就叫我自己当导演拍摄。这就是《候补队员》。我于是成了我们这一届里第一个当上导演的人。我找张黎当摄影，谭盾配乐。1983年，我到北京，田壮壮告诉我《候补队员》得了金鸡奖特别奖。我告诉厂里，他们不相信，还说不要扩散。后来，得奖消息传下来，我们还赌气不想去领奖。最后，领完奖就迅速离开，拍第二个戏去了。 新京报：第五代在毕业后的情景现在看有点像揭竿而起，合作也多为同学间的合作。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吴子牛：其实，进入制片厂后，大家很迅速就走上了正轨，按照老体制去拍片。但是，这之中观念的碰撞是很剧烈的。找同学合作一方面是关系好，相互了解，最主要的是因为观念比较接近。比如，毕业不久我拍了一个北京的纪录片，当时很多人看了都很吃惊。因为这既是北京又和他们看到的北京不同，我没有拍任何名胜，拍的是四合院、胡同这些最平常的场景。 新京报：这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不是西方思潮的影响？ 吴子牛：我们是第一批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中国导演。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我那时一直坚持不使用专业演员。在《鸽子树》中，我便开始使用非专业演员，但是因为题材原因，这部电影并没有公映，后来的《喋血黑谷》我依然没有使用专业演员。 采写/本报记者 张映光 人物 “嗜血导演”吴子牛 吴子牛，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中的一员骁将，因用全新视角和手法拍摄战争题材影片而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吴子牛与同班的田壮壮、张军钊、陈凯歌一样出生于1952年，四川乐山人。1969年吴子牛在川南下乡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潇湘电影制片厂。 吴子牛的代表作基本都是属于战争题材的作品，偏爱战争、流放、历险，探索人在生与死、血与火、绝望和磨难的困境中灵魂的挣扎，所以吴子牛又有“嗜血导演”之称，被评论为“醉心和迷恋苦难与暴力”。 近年来吴子牛也开始介入电视剧的拍摄，《天下粮仓》就出自这位饱承忧患的导演之手。2004年底，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吴子牛个人影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联邦广场举行，这是第一次有中国导演在澳大利亚举办个人影展。这次影展放映了吴子牛导演的5部作品，《晚钟》、《英雄郑成功》、《南京大屠杀》、《国歌》和《火狐》，尽管这几部作品都讲述的是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但所选择的事件、人物和视角却截然不同。 ■作品 吴子牛拍摄《候补队员》（1984）、《最后一个冬日》（1986）和《太阳山》（1991）以外，他的影片几乎都与战争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其中尤以《喋血黑谷》、《晚钟》和《南京大屠杀》为代表作，还有因故不能上映的《鸽子树》（1984）、颇具商业色彩的《欢乐英雄》（1989）、《阴阳界》（1989）和《大磨坊》（1990），1999年吴子牛拍摄了主旋律电影《国歌》。 《喋血黑谷》1984 1984年的《喋血黑谷》是一部以类型片面目出现的影片，它是当年的票房冠军。但与以往的惊险片不一样，在风格样式上，吴子牛做了有益的探索，展现的是战争氛围中面临生死的心灵搏斗。 《晚钟》1988 1988年拍摄的《晚钟》，描述的是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八路军一支掩埋尸体的小分队在和平晚钟敲响前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影片以人性的真诚，抚摸着战争给一切人留下的累累伤痕，虽然拷贝数为“零”创造了一个历史纪录，但在当年“金鸡奖”的评奖中，《晚钟》引起的争议是最大的，而这部影片因为它的勇气曾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南京大屠杀》1995 1995年吴子牛导演了《南京大屠杀》，由秦汉、刘若英、早乙女爱主演。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日军进占南京城，进行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影片对准这一历史事件，但并没有单纯地去描写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而是表现了在战争中，中日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从人性高度俯瞰战争的立意，在再现史实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生命的歌颂和对人文精神的珍爱。 《国歌》1999 1999年吴子牛导演的《国歌》一片再现了田汉、聂耳为谱写《义勇军进行曲》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吴子牛向以营造氛围著称，《国歌》最让人振奋的就是大气磅礴，充满激情的革命氛围。影片的整体效果和氛围的营造无法分开，当那列来自东北的载着伤兵和难民、流亡大学生的火车徐徐开进上海站时，国难当头的危急、悲怆的气氛迎面扑来